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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

作者:shichengyu   发布时间:2012年03月30日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
 《诗经》●国风·周南
  ○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马虺颓。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
  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
  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
  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
  ○螽斯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 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兔罝
  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肃肃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肃肃免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
  矣,不可方思。
  ○汝坟
  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
  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
  鲂鱼赪尾,王室如毁。虽则如毁,父母孔迩。
  ○麟之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有狐
  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
  有狐绥绥,在彼淇厉。心之忧矣,之子无带。
  有狐绥绥,在彼淇侧。心之忧矣,之子无服。

  《诗经》概述 全浩然

  《诗经》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编集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两种说法:①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诗经》305 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②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 8 岁 。 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 。 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 ,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体例分类 《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 , 分为风 、 雅、颂三类。①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 。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 。②雅 。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 ,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 即所谓正声雅乐 。《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③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 ,《商颂》5篇 ,共40篇 。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 ; 《 国风 》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思想内容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 》、《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鄘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氓》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淫乱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 》、《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 , 这显然又是“ 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 ,《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由于其内容丰富、思想和艺术上的高度成就,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全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六义”
  《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这三个说的是内容;赋、比、兴,这三个说的是手法,这就是“六义”。
  《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包括15部分,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间乐歌,称作“十五国风”共160篇。
  《雅》分为《小雅》(31篇)和《大雅》(74篇),是宫廷乐歌,共105篇。
  《颂》包括《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是宗庙用于祭祀的乐歌和舞歌,共40篇。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它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它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
  国风·周南 国风·召南 国风·邶风 国风·鄘风 国风·卫风 国风·王风 国风·郑风
  国风·魏风 国风·唐风 国风·齐风 国风·秦风 国风·陈风 国风·桧风 国风·曹风 国风·豳风
  “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朱熹《诗集传》曰:「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以今考之,正小雅,燕飨之乐也;正大雅,朝会之乐,受釐陈戒之辞也。......辞气不同,音节亦异。」故而大小雅之异乃在於其内容。
  “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赋”按朱熹《诗集传》中的说法,“赋者,敷也,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携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
  “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就像秦风的《晨风》,开头“鴥彼晨风,郁彼北林”,与下文“未见君子,忧心钦钦”云云,很难发现彼此间的意义联系。虽然就这实例而言,也有可能是因时代悬隔才不可理解,但这种情况一定是存在的。就是在现代的歌谣中,仍可看到这样的“兴”。
  进一步,“兴”又兼有了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但正因为“兴”原本是思绪无端地飘移和联想而产生的,所以即使有了比较实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固定僵板,而是虚灵微妙的。如《关雎》开头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原是诗人借眼前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但关雎和鸣,也可以比喻男女求偶,或男女间的和谐恩爱,只是它的喻意不那么明白确定。又如《桃夭》一诗,开头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写出了春天桃花开放时的美丽氛围,可以说是写实之笔,但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美貌的暗喻,又可说这是在烘托结婚时的热烈气氛。由于“兴”是这样一种微妙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手法,后代喜欢诗歌的含蓄委婉韵致的诗人,对此也就特别有兴趣,各自逞技弄巧,翻陈出新,不一而足,构成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味道。

  《诗经》的作用
  《毛诗大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但是诗与乐舞终将会分离,因为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艺术必然趋向于细化,因此诗歌便从歌辞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体。《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中还出现了歌颂教师的篇目,极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歌颂教师的诗歌。(《菁菁者莪》)其中的“君子”即是指教师。虽然今人多认为是爱情诗,但证据不足。比如说,《诗序》中就提到了“菁菁者莪,乐育人也;君子能长育人才,则天下喜乐之矣。”从这里就很明显能看出这首诗歌真正的方向。
  《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祭祀典礼,战争徭役,定都建国,燕飨欢聚,狩猎耕耘,采摘渔牧,君王贵族,将军大夫,君子淑女,农夫商贾,思妇弃妇,游子隐逸,初恋思慕,闺怨春情,幽期密会,洞房花烛,迎亲送葬,怀人悼亡,草木鱼虫,飞禽走兽,莺啼马鸣,风萧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祷祝愿,占卦圆梦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献价值之高,令人惊叹。可以说,一部《诗经》立体地再现了生存环境、事态人情,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内容在世界古代诗歌作品中是独一无二的,远比印度的《吠陀》与基督教《圣经》中的诗篇要广泛得多。它的主题已不限于宗教性的,或仅仅表达一种虔诚的感情,它也不像荷马史诗只谈论战争与冒险,它歌唱的是人的生活,人的感情,用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诗说:“卑俗的山歌俚曲,/现今日常熟悉的事情,/天然的悲苦和伤逝,/过去有过,以后还会有。”(选自《孤独的割麦女》)在如此自然,如此朴素,如此亲切地表现普通人民的心声和感情方面,很少有别的诗集堪与《诗经》相提并论。

  《诗经》的作者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诗经》详细目录

  风 周南 召南 邶风 鄘风 卫风 王风 郑风 齐风 魏风 唐风 秦风 陈风 桧风 曹风 豳风
  雅 鹿鸣之什 南有嘉鱼之什 鸿雁之什 节南山之什 谷风之什 甫田之什 鱼藻之什 文王之什 生民之什 荡之什
  颂 周颂·清庙之什 周颂·臣工之什 周颂·闵予小子之什 鲁颂·駉之什 商颂

  但是,究竟由谁将这些诗歌编纂成书的呢?迄今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
  一说孔子删诗。把《诗经》的编纂之功归之于孔子一人。这种说法起源于汉代。《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于;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翻武雅颂之音。”《汉书·艺文志》说:“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都认为是由孔子选定《诗经》篇目的。 但是,持异议者提出一些反驳的理由:一,《史记》言孔子删诗,在自卫国返回鲁国之后,时年近七十。在此之前,孔子均称《诗三百》,可见在孔子中青年时期,《诗经》已为三百篇。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可见当时《诗经》已定型。三,周代各诸侯国之间邦交往来,常常赋《诗》言志。如《左传·定公四年》载,吴攻楚,楚败几亡,楚将申包胥到秦国朝廷请求援兵,痛哭七日七夜,秦哀公深为感动,赋《诗经·无衣》,表示决心相救,恢复楚国。如果当时《诗经》没有统一的篇目,赋《诗》言志就无法进行。那么,究竟由谁来编纂《诗经》的呢?
  一说王者采诗。《诗经》中诗歌的创作时间,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秦穆公时,绵延五个世纪。创作的地点,几乎包括了整个黄河流域,加上长江、汉水一带,纵横上千里。怎样把众多的诗歌集中起来呢?早在汉代就出现了“王者采诗”的说法。《汉书·食货志》曰:“孟春之月(阴历正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迪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都说由天子指派官吏坐车去全国各地采集诗歌,以便“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何休《公羊解诂》)。
  一说周朝太师编定。今人朱自清认为,《诗经》的编审权很可能在周王朝的太师之手。他在《经典常谈》中指出,春秋时各国都养了一班乐工,像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老板叫太师。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要搜集本国乐歌,还要搜集别国乐歌。除了这种搜集来的歌谣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诗、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附带乐谱、唱词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作《诗三百》。各国的乐工和太师们是搜集-整理《诗经》的功臣,但是要取得编纂整体的统一,就非周王朝的太师莫属。《国语·鲁语下》有“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的记载,正考父是宋国的大夫,献《商颂》于周王朝的太师。今本《诗经》的《商颂》只有五篇,很可能是太师在十二篇基础上删定的。由此看来,《诗经》应当是周王朝的太师编定的。

  《诗经》的特色和影响
  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下,耸立着由不同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上层建筑。”①在《诗经》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先人在自然条件相当艰苦的黄河流域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农业社会。这个社会为了生存发展,需要强大的集体力量,需要内部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而相应地需要抑制其社会成员的个性自由和与之相联系的浪漫幻想。正是在这种“生存的社会条件下”,形成了《诗经》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并且,由于中国——尤其中原社会的基本特点维持甚久,作为中国文学重要起点、又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经》,其特色对于后代文学的影响,也就非常之深远。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具体地说,《诗经》的特色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诗经》是以抒情诗为主流的。除了《大雅》中的史诗和《小雅》、《国风》中的个别篇章外,《诗经》中几乎完全是抒情诗。而且,从诗歌艺术的成熟程度来看,抒情诗所达到的水准,也明显高于叙事诗。而与《诗经》大体属于同时代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却完全是叙事诗。正如荷马史诗奠定了西方文学以叙事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诗经》也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以后的中国诗歌,大都是抒情诗;而且,以抒情诗为主的诗歌,又成为中国文学的主要样式。
  第二,《诗经》中的诗歌,除了极少数几篇,完全是反映现实的人间世界和日常生活、日常经验。在这里,几乎不存在凭借幻想而虚构出的超越于人间世界之上的神话世界,不存在诸神和英雄们的特异形象和特异经历(这正是荷马史诗的基本素材),有的是关于政治风波、春耕秋获、男女情爱的悲欢哀乐。后来的中国诗歌乃至其他文学样式,其内容也是以日常性、现实性为基本特征;日常生活、日常事件、日常人物,总是文学的中心素材。
  第三,与上述第二项相联系,《诗经》在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政治与道德色彩。无论是主要产生于社会上层的大、小《雅》,还是主要产生于民间的《国风》,都有相当数量的诗歌,密切联系时事政治,批判统治者的举措失当和道德败坏。其意义虽主要在于要求维护合理合度的统治,给予人民以较为宽松、可以维持生存的条件,但这对于社会的发展,当然是有价值的。
  关心社会政治与道德,敢于对统治阶层中的腐败现象提出批判,应该说是《诗经》的优秀之处。但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看。正像我们在前一节中举例分析的那样,这一种批评完全是站在社会公认原则的立场上的,在根本上起着维护现有秩序的稳定的作用,而不能不抑制个人的欲望与自由。就以《相鼠》一诗来说,它可能是批评统治者荒淫无度的生活,也可能是批评对“礼仪”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破坏行为。不管作者的原意如何,诗对于这两种现象都是适用的。
  要说《诗经》这一特点对后世的影响,首先要说明:《诗经》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在后世经过曲解而被强化了。本来不是直接反映政治与道德问题的诗,包括众多的爱情诗,在汉代的《毛诗序》中,也一律被解释为对政治、道德或“美”(赞颂)或“刺”(批评)的作品。因而,一部《诗经》,变成了儒家的道德教科书。
  后代诗人继承《诗经》关注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特色,同样应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提倡这一特色,可以纠正文学过分趋向游戏和唯美倾向,发扬文学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如果不适当地过分强调这一点,也必然妨害文学的多样化发展,抑制情感的自由表达。
  第四,《诗经》的抒情诗,在表现个人感情时,总体上比较克制因而显得平和。看起来,像《巷伯》批评“谗人”,《相鼠》批评无礼仪者,态度是很激烈的。但这种例子不仅很少,而且并不能说是纯粹的“个人感情”,因为作者是在维护社会原则,背倚集体力量对少数“坏人”提出斥责。像《雨无正》、《十月之交》、《正月》等,因所批评的对象是多数人,则已显得畏惧不安。至于表现个人的失意、从军中的厌战思乡之情,乃至男女爱情,一般没有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由此带来必然的结果是:《诗经》的抒情较常见的是忧伤的感情。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后代的诗歌,也是以抒情——抒忧伤之情较为普遍。
  克制的感情,尤其忧伤的感情,是十分微妙的。它不像强烈的悲愤和强烈的欢乐喷涌而出,一泄无余,而是委婉曲折,波澜起伏。由此,形成了《诗经》在抒情表现方面显得细致、隽永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诗歌。
  另外需要说到,尽管《诗经》的抒情一般比较平和,却依然是真挚而动人的,而且也并非没有明朗欢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诗经》中的所有作品都说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杀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爱情诗对人们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专制时代,当文学道德化倾向、说教倾向变得过度严重时,诗人们也会打出《诗经》的权威旗号,要求给感情以应有的、至少是适度的承认。明代诗人何景明的《明月篇序》就是一例。汤显祖的《牡丹亭》中,深闺小姐杜丽娘诵读《关雎》而产生对于爱情的渴望,又是一例。 以上主要从内容、思想倾向、抒情特点等诸方面论述了《诗经》的几个重要特色。这些特色对中国后代文学的影响都很深远。下面再从语言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简略介绍一下《诗经》的特色,这些方面的影响,情况各有不同。
  《诗经》的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但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只有个别诗是以杂言为主的,如《伐檀》。以四言句为主干,可以由此推想当时演唱《诗经》的音乐旋律,是比较平稳和比较简单的。至汉代以后,四言诗虽断断续续一直有人写,但已不再是一种重要的诗型了。反而在辞赋、颂、赞、诔、箴、铭等特殊的韵文文体中,运用得很普遍。
  《诗经》常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即重复的几章间,意义和字面都只有少量改变,造成一唱三叹的效果。这是歌谣的一种特点,可以借此强化感情的抒发,所以在《国风》和《小雅》的民歌中使用最普遍,《颂》和《大雅》,以及《小雅》的政治诗中几乎没有。典型的例子,如《周南·芣芑》:
  采采芣芑,薄言采之。采采芣芑,薄言有之。
  采采芣芑,薄言掇之。采采芣芑,薄言捋之。
  采采芣芑,薄言袺之。采采芣芑,薄言襭之。
  全篇三章十二句,只变动了六个动词,不但写出采摘的过程,而且通过不断重复的韵律,表现出生动活泼的气氛,似乎有一种合唱、轮唱的味道。清人方玉润说:“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忽断忽续。”(《〈诗经〉原始》)这么说也许多了一些想象,但叠徽章重句的美感,确是很动人的。四言诗衰微后,这种形式也被捐弃,只能偶一见之。倒是在现代歌曲中,又常看到这种情况。这说不上“影响”,却有古今相通之理。
  作为歌谣,为了获得声韵上的美感,《诗经》中大量使用双声、叠韵、叠字的语汇。在古汉语的规则中,这类词汇大抵是形容词性质,所以也有助于表达曲折幽隐的感情,描绘清新美丽的自然。如《诗经》首篇的《关雎》,“关关”(叠字)形容水鸟叫声,“窈窕”(叠韵)表现淑女的美丽,“参差”(双声)描绘水草的状态,“辗转”(叠韵)刻画因相思而不能入眠的情状,既有和谐的声音,也有生动的形象。
  《诗经》里大量运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尤其表现在每首诗歌的开头部分),加强了作品的形象性,获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诗经》中的诗歌擅长以赋比兴开头,影响了后来的民歌。
  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它从多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喜怒哀乐,语言大胆而清丽,以其清醒的现实性,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诗歌,开辟了中国诗歌的独特道路。虽然,由于特殊的社会生存条件,《诗经》缺乏浪漫的幻想,缺乏飞扬的个性自由精神,但在那个古老的时代,它是无愧于人类文明的,值得我们骄傲的。

  诗经名句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国风·周南·关雎》
  译:鱼鹰和鸣咕咕唱,在那河中沙洲上。美丽善良的姑娘,正是君子好对象。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国风·秦风·蒹葭》
  译:河边芦苇青苍苍,晶莹露珠结成霜。所恋的那个心上人,正在河水那一方。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国风·周南·桃夭》
  译:桃树蓓蕾缀满枝杈,鲜艳明丽一树桃花。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国风·卫风·硕人》
  译:浅笑盈盈酒窝俏,晶莹如水眼波妙。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国风·王风·黍离》
  译:了解我的人,说我心中忧愁;不了解我的人,说我有什么奢求。高远的苍天啊,是谁把国家害成这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国风·郑风·子衿》
  译: 我衣领颜色青青,日日思念在我心!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诗经·国风·卫风·木瓜》
  译:他送我木瓜,我就送他美玉。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小雅·采薇》
  译:当初离家去远方,杨柳飘扬春风荡。如今归来奔家乡,雪花纷飞漫天扬。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诗经·国风·郑风·风雨》
  译:风雨晦暗秋夜长,鸡鸣声不停息。看到你来这里,还有什么不高兴呢?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国风·卫风·淇奥》)
  译:这个文雅的君子,如琢骨角器一般,如雕玉石般完美无斑。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诗经·周南·关雎·序》)
  译:指提意见的人只要是善意的,即使提得不正确,也是无罪的。听取意见的人即使没有对方所提的缺点错误,也值得引以为戒。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
  译:在别的山上的宝石,同样可以雕刻成玉器。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国风·卫风·木瓜)
  译:你送我木桃,我就以琼浆玉液报答。这不能算报答,是为了能用结为好啊。(注:《木瓜》本来就是表达男女爱慕之情的。)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
  译:开始还能有些法度,可惜很少能得善终。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诗经·小雅·鹿鸣》
  译:野鹿呦呦叫着呼唤同伴,在那野外吃艾蒿。我有许多好的宾客,鼓瑟吹笙邀请他。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诗经·国风·邶风·击鼓》
  译:我会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起老去.
  月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诗经·国风·陈风》
  译:月亮出来,如此洁白光明,璀璨佳人,如此美貌动人。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诗经.国风.魏风.硕鼠》
  译:老鼠老鼠,别再吃我的黍。多年侍奉你,可从不把我顾。发誓要离开你,到那舒心地。
  (这里把剥削阶级比作老鼠)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小雅。鸿雁。斯干》
  译:溪涧之水蜿蜒流淌,南山景致青翠幽深。
  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诗经.国风.邶风.柏舟》
  心中的幽怨抹不掉,好像没洗的脏衣裳。静下心来思前想,只恨想飞无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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